海上应急工作具有“民生关联度高，政治敏感度低，国际影响力大”的特点。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要求我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好海上搜救在国际合作交流中的润滑剂、催化剂作用，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当好“前锋”；充分发挥海上安全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海运强国战略实施当好“后卫”；立足跨国搜救的新形势，在国际搜救事务中积极作为，当好国际形象的“代言人”。这为海上搜救工作指明了方向。
为此，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国家海上搜救和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部际联席会议工作部署，着力推进海上应急管理“一案三制”建设，着力提升海上搜救和溢油应急处置能力和装备水平，着力完善海上搜救组织指挥体系和协调机制，着力壮大搜救社会志愿者队伍，为推进“四个交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人命财产安全提供可靠的应急保障。重点做好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制度建设和顶层设计。严格执行国际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关预案、程序、手册，形成完整的履约体系。推进《海上交通安全法》修订和《海上人命搜寻救助条例》立法进程，指导推动地方海上搜救立法工作。梳理国家海上搜救和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有效经验，固化为相关工作制度，并注重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科研院所“智囊团”作用，对搜救战略、搜救能力配备标准、志愿者队伍建设、搜救文化发展以及非水网地区搜救能力提高等工作组织系统研究，切实强化海上搜救工作的顶层设计。
二是强化能力建设和政策落实。能力建设是做好海上搜救和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工作的关键。对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大力推进海上搜救和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确保实现“看得见、听得到，出得去、救得起、处置得了”的核心功能。加快南海海上搜救体制、机制和能力建设，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海上应急处置演习活动，并加快推进交通运输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中心、国家海上溢油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三是强化科技引领和决策支持。科技进步是推进海上搜救和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工作的重要动力。科学建立海上搜救成功率指标体系和事故险情统计分析体系，客观反映海上搜救工作规律，科学调整专业搜救力量。抓好北斗卫星通信、商业密码等信息化技术在海上搜救领域的使用，提高科学决策能力。继续加大与相关单位之间的资源共享力度，探索固定翼飞机与直升机协同作战模式，建立海上医疗救援网络，构建布局合理、调度灵活、快速反应的海上应急网络。
四是强化学习交流和海上合作。合作交流是做好海上搜救和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工作的有效途径。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继续巩固中日俄韩四国搜救机制成果，力争有所突破。继续推进与东盟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合作项目，为促进深层次合作交流奠定基础。继续加强与港澳台搜救机构的合作，推动海峡两岸搜救事务研讨会顺利开展。
五是强化文化自觉和基础建设。切实发挥好文化的示范引领作用，大力推进“惠海泽航、人本至善”搜救文化品牌建设，借力质量控制体系推进各级海上搜救中心标准化建设。关爱海上搜救工作者的身心健康和个人发展，建立完善值班补休、加班补助、晋升优先、定期交流等保障制度，让“积德行善”成为受人尊重、光荣体面的职业。借助新媒体建立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乃至全国海上搜救工作者的互联互通平台，及时客观报道海上搜救典型案例和先进事迹，营造谋事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